专题论文 | 程民生：《清明上河图》中的驼队是胡商吗？ ——兼谈宋朝境内骆驼的分布
文 |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程民生教授
作为反映北宋开封市井风俗的故宫博物院藏本《清明上河图》，有着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，其中许多在古籍文字中得不到的珍贵具体形象资料，滋养着学术和艺术。画上的一支骆驼队，也引起了学者的普遍关注，并几乎已成定论：即该驼队属于西域客商，是宋代开封对外交流的标志。大前提是骆驼来自西域。
先看学界前贤的典型论点。杨蕤的论点是：“在北宋名画《清明上河图》中有一人手牵骆驼穿行于东京城内的情景，画中的骆驼究竟来自西域、西夏还是辽朝已不得而知,但反映出当时骆驼作为畜力工具的普遍性。”[1]虽然无法得知骆驼具体来自何地，但断定来自西域或夏、辽无疑。他又指出：“在北宋名画《清明上河图》中有三只骆驼, 其中一只从西门洞中走出,两只正要进入西门洞。显然, 作者的初衷是想表现一支由七到八只骆驼所组成的商队。遗憾的是，作者并未画出骆驼的主人, 我们无法推测其是从西域而来的商队, 但商队是由西门进入京城的，极有可能是来自西夏、吐蕃甚至西域的朝贡者或者丝路商旅。”[2]荣新江认为图中唯一的胡人，就是牵骆驼者，其出发点还是骆驼：“当我们看到画卷后半部那座雄伟的城门时，眼前为之一亮，因为那一队正在穿越城门向外行驶的骆驼，负载着沉重的商品驮囊，自然而然地给予了我们强烈的异域景象”，由此看出牵驼人“就是画卷上唯一可以看到的胡人了。虽然与唐代的胡人形象相比，他面部的种族特征已经不是特别的典型，但我们仍然可以认定他是一个胡人，因为我们不仅仅从他的种族特征来认定他是一个胡人，而且也从他牵的骆驼以及骆驼身上驮载的商品，也就是从文化属性上判断画家张择端这里所表现的一定是个胡人。”[3]此乃“人以驼胡”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没有这些骆驼，这个人是不会被认定为胡人的。一切问题都是因骆驼而起。在学术界，被赋予象征意义的骆驼从来没有如此显眼重要过。本文要论述的是，这是想当然的结论。
一、骆驼是宋朝北方常见的大牲畜
首先必须确定的是：北宋时期骆驼是否仅出自西域、辽、夏？回答是否定的。
骆驼（又称橐駞）是荒漠半荒漠地区、尤其是沙漠地区主要的骑乘工具，素有“沙漠之舟”的美称。这是常识，也即骆驼与荒漠地区是联系在一起的。但是，我们谈论的是宋代，历史问题必须用历史眼光和史实，而不能用现代常识解读历史。宋今相距800余年，自然环境、社会环境差别很大，畜种的役使分布更是天壤之别。在古代如宋朝，骆驼不仅生长于荒漠草原，同样生长于广大内地农区。一则农谚说道：“种麻以夏至十日前为上时，谚曰：‘夏至后，不没狗。’或答曰：‘但雨多，没橐駞。’鲁直书其学子课帙曰：‘大雨若悬河，禾深没橐駞’用此。”[4]骆驼入谚，至少说明是农民常见的牲畜。在宋代刑法中，骆驼与骡、驴等大牲畜并列受到保护：“诸故杀官私马、牛，徒三年，驼、骡、驴，减三等……诸自杀马、牛，减故杀罪三等（许人告），驼、骡、驴杖八十……诸杀缌麻以上亲马、牛，各减凡人三等，驼、骡、驴，依自杀法”。[5]法律将骆驼的地位排在马、牛之后，骡、驴之前，概括说明的历史事实是，宋朝境内的骆驼是与马、牛、骡、驴一样常见的大牲畜。骆驼在宋朝境内的大量存在，促使了一批关于骆驼的著作应运而生，如《论驼经》、《疗驼经》、《医驼方》等。[6]现在，让我们用具体事实证实这一论断，考察宋代骆驼养殖、役使的分布情况。
在北宋境内的广大北方地区，骆驼其实是一种常用的大牲畜，集中在陕西、河东等路。宋神宗时，知太原府（今山西太原）韩绛言当地“驼与羊，土产也，家家资以为利”。[7]养骆驼与养羊一样，成为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。宋神宗时，日本僧人成寻在河东路境内的官道上旅行时，每天都能看到三四十头骆驼：“此六七日，每日见骆驼三四十匹。”[8]宋神宗熙宁六年（1073），官方曾一次在河东路购买骆驼300头赴陕西运送军粮。[9]河东路的情况如此，再看陕西路。宋仁宗时，陕西鄜州（今陕西富县）钤辖刘宝，曾因“私役兵以橐驼为商旅载物”而受到处分。[10]宋神宗熙宁年间，鄜州长官又因“违法截栏商农车乘、骆驼，般运米麦”受到弹劾。[11]前者是动用官方士兵、骆驼借给商人运输商品而牟利，说明官方的骆驼有余力；后者是强行征用民间骆驼运输军需，说明由于战争官方的骆驼不够用。元丰六年（1083），由于战争的需要，朝廷又在陕西路调发官私骆驼2000头运输军需：“诏熙河兰会经略制置司计置兰州人万、马二千粮草，于次路州军划刮官私橐駞二千与经略司，令自熙州摺运，事力不足，即发义勇、保甲。”[12]由此可知，在军需物资和商品运输中骆驼的重要作用。作为一种家养大牲畜，除了役使外，还产生许多经济价值，如骆驼毛就被充分利用。骆驼毛有分量轻、易洗涤、保暖性好等优点，陕西路泾州（今甘肃泾川北）甚至以驼毛为上贡皇帝的土特产。[13]河东路居民用骆驼毛为原料，织造“驼毛段子”，[14]是宋代史料中的新品种。丰州（今山西河曲西）人则“衣以驼毛”。[15]骆驼奶高钙，饱和脂肪酸低，还有医疗价值，可以带来经济收益，陕西甚至以骆驼奶制酥油，宋人何坦有“韵胜雍城骆乳酥”之句，[16]此即陆游称赞的“駞酥鹅黄出陇右”。[17]至于驼裘，更是常见，在宋人的诗篇中屡屡涉及，津津乐道。如王安石：“风駃柳条干，驼裘未胜寒。”[18]秦观：“汩汩尘劳不自堪，驼裘鞭马度晴岚。”[19]宗泽：“小雨疏风转薄寒，驼裘貂帽过秦关”。[20]从中均可看出西北地区普遍养殖、役使骆驼，并充分地综合利用。
东部地区的京东路也多有骆驼役用的史实。宋真宗天禧年间，“有武臣赴官青社齐州北境，时河水渐退，葭菼阻深。武臣以橐駞十数头负囊箧，冒暑宵征。有虎蹲于道右，駞既见，鸣且逐之，虎大怖骇，弃三子而走。役卒获其子而鬻之。”[21]这位武将到京东路齐州（今山东济南）上任时，租用或用自家的十余匹骆驼运送行李。苏轼记载：“营丘士性不通慧，每多事，好折难而不中理。一日造艾子问曰：‘凡大车之下与槖驼之项，多缀铃铎，其故何也？’”[22]营丘即京东路潍州（今山东潍坊），由于当地百姓经常见到骆驼，所以才有此问。京西路位于京师开封腹地，朝廷曾在此征科骆驼：“安州……入本朝属荆湖北路，景祐间忽入京西……方是时，西鄙用师，官科槖駞、黄牛，皆非山川所出而俗所未尝用者”。[23]安州（今湖北安陆）是新划入京西路的，原本属于荆湖北路，所以对征科的骆驼感到无法应付，反过来说明京西路其他州县却是有骆驼的，所以朝廷要在民间征收。京西路的中心西京洛阳（今河南洛阳），是一个骆驼集散地，有“驼马市”。彭乘载道：“李给事师保厘西京时，驼马市有人新构酒楼，李乘马过其下，悦其壮丽”。[24]看来这处专业交易骆驼和马的市场相当繁华，生意兴隆，所以才新建了壮观豪华的大酒店。
二、开封是官方骆驼养殖、役使的中心和骆驼集散地
那么，最关键的是，开封本地是否饲养、役使骆驼？回答是肯定的。
开封是官方骆驼养殖、役使的中心和骆驼集散地，是北宋境内拥有骆驼最多的城市。早在后周时期，朝廷军队中就役使有骆驼并参战。显德四年（957）周世宗亲征淮南时，“濠州东北十八里有滩，唐人栅于其上，环水自固，谓周兵必不能涉。戊子，帝自攻之，命内殿直康保裔帅甲士数百，乘橐驼涉水，太祖皇帝帅骑兵继之，遂拔之。”[25]有骆驼数百匹在军中服役，用于骑乘。由此还可得知，骆驼不但可以在沙漠行走，在滩涂泥水中行走也是强项。从宋初开始，官方就在开封设置专门饲养骆驼的机构——驼坊，用于运输物资，“监官二人，以三班使臣充，掌牧养橐驼。”[26]史料中有更具体的记载：
駞坊，在天厩坊西，掌收养橐駞，以供内外负载之用。开宝二年置，监官二人，以三班及内侍充，兵校六百八十二人。神宗熙宁八年四月十九日，诏駞坊每岁轮差监官往石州界都大提举管司放牧，并降宣命，今后只仰本司依条例指挥。[27]
从其682人的就业人员数量看，饲养的骆驼当以千计。靖康元年（1126）金兵包围开封时，曾向宋政府索取骆驼1000头，[28]说明女真人也知道开封有许多骆驼。除运输外，开封骆驼还用于朝廷仪仗。沈括记载：“常言殿庭中班列不可整齐者唯有三色，谓举人、蕃人、骆驼。”[29]说的就是在朝中列队的骆驼。皇帝的凉车“驾以槖驼。省方在道及校猎回则乘之”。[30]则是骆驼还用于为皇帝驾车。
像所有机构一样，驼坊的管理、考核有着严格的制度。如元祐六年（1091）太仆寺报告：“駞坊駞毎年除差出死数，及在京在牧月日外，以实在坊月日积计纽筭系饲头数，十分为率比较。”[31]即以在开封的骆驼存栏数量作为对驼坊官员最主要的考核指标。孔武仲在《尉氏道中》云：“前村应稍近，时有驼鸣□(造字：“□”中加“曷”)。”[32]也证明开封南部郊县尉氏（今河南尉氏）的村落中有不少骆驼。由于开封并非骆驼的原产地，气候和草地不能长期满足大批骆驼的正常繁育成长，所以宋政府采取轮饲办法，定期分批将骆驼送到适宜的西北牧区放牧。如前所言，朝廷在河东路有牧地。天圣元年（1023）陕西路转运司报告：“辖下沿边四路州军大屯军马，每年支拨军须物色万数不少，逐州军所管衙前人数又多，例各一年两次差遣。当司相度，欲依河东转运司例，每年于在京驼务差拨骆驼二百头，差殿侍或三司军大将四人，每人分骆驼五十头，就近于草地牧放喂养，准备沿边州军缓急少阙军须物色，立便抽差部辖管认般送应副，不至挠民。”宋仁宗诏令三司研究定夺，三司提出的解决方案是：“在京见管骆驼无多，即目在石州牧放未回。今欲先于石州见牧放数内就近支拨百头赴陕西交割，即令本路破系省钱收买，就华州华阴县界泉店牧放，其军大将即从省司差。应有钤辖事件，并依河东路骆驼般运条例。”皇帝予以批准。[33]可知朝廷驼坊的骆驼通常在石州（今山西离石）放牧，河东转运司使用的骆驼则是每年从开封调拨200头前往。
《清明上河图》中的骆驼队是在向城外出发，那么，开封骆驼向外地运送物资的情况有吗？有，而且很普遍。
既是朝廷有专门机构用骆驼运输，那么肯定是以出京发送物资的任务为主。天圣七年（1029）七月，三司言：“每岁赐诸路州军文武臣僚、军员中冬衣袄，自京差驴骡骆驼、兵士等搬赴逐处，费用劳扰。”[34]则是每年承担从开封向各地发送官员、将士冬季服装这一常规任务的役畜中，包括骆驼。王明清记载了一个民间故事，具体验证了这一点：
顷岁有驼坊使臣夜坐未寐，闻户外有二人偶语云：“舍人来日当有万里之役，然遂免此苦，吾将奈何？”复答云：“谏议愿自宽，何戚戚？会当免耳。”其声甚雄。使臣窃窥之，乃二骆驼系庭中。翌日早有旨下坊中，差驼一头载军衣入蜀，乃庭下语者，继闻驼至蜀而死。不知二畜前境何人，而其罚如是之酷耶？[35]
此即用骆驼从开封向四川运输军装的实例。其他长途旅行的运输任务也有骆驼承担。例如外交：“文武群臣奉使于外,藩郡入朝，皆往来备饔饩，又有宾幕、军将、随身、牙官，马驴、橐驼之差：节、察俱有宾幕以下；中书、枢密、三司使有随身而无牙官、军将随；诸司使以上有军将、橐驼。”[36]具体如元祐年间，苏辙的报告中提到：“臣等近奉使北朝，窃见一行所用马及橐駞，并于太仆寺及駞坊差拨。”[37]宋朝出使辽国的使团中，按常规有骆驼托运行李物品。面向开封南部的骆驼运输，无疑是开封与南方的内地物资交流，同样很多。宋朝以善画骆驼著称的冯清，“阌乡人，真宗时入图画院。所居城南，相近逆旅，多槖驼。清尝遇之，虽身务所迫，必引视不已，求其情状，然后命笔，遂至声誉。”[38]可见开封城南的道路、旅店中，来往的骆驼很多，耳濡目染，以至于成就了一代最著名的骆驼画家。
开封民间有骆驼吗？有，而且很多。
早在五代宋初，武将薛怀让私家曾饲养了数十匹骆驼：“怀让好畜马驼，……及罢节镇，环卫禄薄，犹有马百匹、橐驼三十头，倾资以给刍粟，朝夕阅视为娱。”[39]嘉祐二年（1057），少府监的报告中指出，公主出嫁时陪送的物品中就包括两头骆驼：“马二十疋、牛二十头、駞二头、羊二百口、地五十顷、庄舍三区、奴婢十房、给使二人、食手四人。”[40]属于官方骆驼流向私人。开封民间不仅有骆驼，并有买卖的市场。如大中祥符二年（1009）宋真宗诏：“京城买卖牛、驴、骡、马、骆驼，须当日商税院上簿，限三日纳税印契。如不申官，准漏税条抽罚。”[41]按照宋朝所制定的“关市之税”：“凡布帛、什器、香药、宝货、羊彘，民间典卖庄田、店宅、马牛、驴骡、槖駞，及商人贩茶盐，皆算。”[42]买卖骆驼必须在官方交税，表明骆驼交易像马牛一样比较频繁，官方要强化税收管理。
三、宋代东南等地也有骆驼
扩大视线，宋代东南等地有骆驼吗？有。
建隆二年（961），宋太祖“遣使赐南唐、吴越马、牛、槖駞有差。”乾德元年（963），又一次“遣使赐南唐、吴越马、槖駞、羊有差。”[43]其中建隆二年赐吴越国钱俶的具体品种和数额是：“战马二百、羊五千、槖驼三十。”[44]赐给和其他途径到东南地区的骆驼数量应当不止这些，证明当地可以饲养、役使。北宋中期的梅尧臣有诗云：“蒺藜已枯天马归，嫰蜡笼黄霜冒榦。不比江南查柚酸，橐驼载与吴人看。”[45]则是骆驼运送陕西榅桲到两浙苏州的例子。
南宋时期，杭州骆驼更多，原因是朝廷把开封的驼坊照搬了过去：
高宗建炎三年四月十三日，诏駞坊官吏减半。绍兴二十四年五月七日，诏駞坊依已降指挥，招刺拘收一百人，通作四百人为额。二十九年九月四日，诏：駞坊监官三员减内侍一员，省罢一员；人吏二名、兽医二名，各减一名；副尉、将校五人，减三人。兵级三百四人，内曹司二名，减一名；节级六人、把门八人、打火八人，各减四人；养象九十人，并存留；养骡子、骆駞一百九十人，并减。[46]
沿袭北宋建制，南宋初政府重建的机构中仍有驼坊，只是官吏编制减半，具体工作人员——军兵，编制为400人，此后又减少为304人，比宋初的682人削减了378人。东南地区温暖湿润，并不适合骆驼生存，也不大适用，裁减是顺应变化，势在必行。材料的价值体现在：反映的实际上是东京开封体制、习俗对南宋的强大惯性。此后驼坊仍然存在，但奇怪的是再也没有见到骆驼的资料，却改为养象，[47]骆驼应该是逐渐消失了。
见了骆驼大惊小怪的地方，在北宋确实有，那是在西南地区。建隆初，宋军占领荆湖南路后，辎重部队中的骆驼引起了轰动和围观：“灃、朗之民，素不识骆驼。随军负荷，颇有此畜。村落妇女，见而惊异，竞来观之。”[48]广西骆驼最为罕见，同样如此。两宋之际的蔡絛载道：“唐人说江东不识槖駞，谓是‘庐山精’，况今南粤，宜未尝过五岭也。顷因云扰后，有北客驱一槖駞来。吾时在博白，博白人小大为鼓舞，争欲一识。客輙阖户蔽障，丐取十数金，即许一入。如是，遍历濒海诸郡，藉槖駞致富矣。后槖駞因瘴疠死，其家如丧其怙恃。”[49]牵头骆驼巡展于从未见过骆驼的广西，大赚参观的金钱。这条资料说明了两点：一是这些地方不生长骆驼，二是从宋代开始，骆驼渐渐南下了。
四、从驼队的方向看其性质
最后要说明的是，《清明上河图》中的骆驼队是向哪个方向进发呢？
前言有学者认为：“《清明上河图》中有三只骆驼, 其中一只从西门洞中走出,两只正要进入西门洞。”出西门的判断不知得自什么依据，但显然是错误的。且不说学术界一般认为这座城门是上善门（东水门），[50]仅就画面本身而言，就非常明确。因为汴河引自黄河水，汴口在京西路郑州（今河南郑州）西，是自西向东流向，画面中的船只是逆流拉纤而上的，都是向城门方向前进，也即由观看画面者的右边向左边前进。这就足以说明骆驼队是在出东门，向东部地区运输官方物资或民间商品，与西域无关。之所以不少论著想当然地认定骆驼队是西行，还是潜在的思维定势在起作用：那是来自西域。
宋代西域等地确实也有大量骆驼并与开封交往，但是一个简单的实际问题被忽略了，那就是胡商千里迢迢来开封进行国际贸易，断非小本生意的零星客商，应当是庞大的驼队，即使是小型驼队，客商等人员也绝不应只是一个。如果一定要把《清明上河图》当作照片般写实来看待的话，那么画面中的骆驼队以及牵骆驼者，应是本地小商或微型官方驼队。画面中驼队周围距离最近的十八九人中，仅有三人面向骆驼，既没有大惊小怪的样子，实际上也没有一人关注。且看这三人：一人骑驴在城门外与驼队对面，目视前方城门洞里的道路；城内一人虽面向驼队，但从其视角看并非指向骆驼；驼队后下方一人仰头面向骆驼，却是在与驼队后边的荷杆者打招呼。所有人都没观看骆驼，显然是司空见惯。
综上，北宋时期以开封为中心，陕西路、河东路、京东路、京西路等北方地区都养殖、役使骆驼，东南一些地方也有饲养和役使，从没人大惊小怪，以为一定来自西域。
全文刊于《历史研究》2012年第5期。感谢程民生教授赐予大作！转引时请注明出处。
[1]杨蕤：《西夏环境史研究三题》，《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》2007年第2期，第15页。
[2]杨蕤：《宋代陆上丝绸之路贸易三论》，《新疆大学学报》2009年第5期，第62－63页。
[3]荣新江：《<清明上河图>为何千汉一胡》，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：《纪念邓广铭教授100周年诞辰国际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8年，第659页。文焕然：《历史时期中国野骆驼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》（《湘潭大学自然科学学报》1990年第1期）一文，曾论及宋代的野骆驼分布于西夏等地，具体是河西走廊、内蒙西部。虽然本文所言是宋朝境内骆驼且是人工饲养役使的骆驼，与其不同，但就宋代资料看，北宋后期西部边境也有野骆驼：“生西北界等处……此西番多用，尝进筑于彼，屡见之。”（寇宗奭：《本草衍义》卷16《野驼》，北京：人民卫生出版社，1990年，第109页）此外，杨蕤：《西夏地理研究》（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08年）在野生动物部分谈到了西夏骆驼及其分布。（第316—319页）
[4]程大昌：《演繁露·续集》卷4《麻没橐駞》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，台北：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86年，第852册，第238页。
[5]谢深甫：《庆元条法事类》卷79《杀畜产》，哈尔滨：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889－890页。
[6]《宋史》卷207《艺文志六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7年，第5292页。
[7]李焘：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279，熙宁九年十二月丙申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4年，第6836页。
[8]成寻：《参天台五台山记》第5，王丽萍校点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385页。
[9]徐松辑：《宋会要辑稿·食货》48之17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7年，第5631页。
[10]李焘：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101，天圣元年十二月癸亥，第2344页。
[11]李焘：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246，熙宁六年八月癸未，第5991页。
[12]徐松辑：《宋会要辑稿·食货》43之3，第5574页。
[13]乐史：《太平寰宇记》卷32《泾州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7年，第692页。
[14]包拯著，杨国宜校注：《包拯集校注》卷1《请追任弁官》，合肥：黄山书社，1999年，第35页。
[15]乐史：《太平寰宇记》卷39《丰州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7年，第827页。
[16]何坦：《乞蜂儿榧于郭徳谊二首》，厉鹗：《宋诗纪事》卷56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年，第1431页。
[17]陆游：《陆游集·剑南诗稿》卷3《东山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6年，第88页。
[18]《王安石全集》卷58《送丁廓秀才三首》之三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466页。
[19]秦观著，周义敢、程自信、周雷编注：《淮海集编年校注》卷9《显之禅老许以草庵见处作诗以约之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01年，第37页。
[20]宗泽：《宗泽集》卷5《晓渡》，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，1984年，第68页。
[21]江少虞：《宋朝事实类苑》卷60《虎畏槖駞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1年，第787—788页。
[22]苏轼：《艾子杂说·好诘难》，陶宗仪：《说郛三种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年，第1599页。
[23]王得臣：《麈史》卷上《利疚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年，第21页。
[24]彭乘：《墨客挥犀》卷7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2年，第358－359页。
[25]司马光：《资治通鉴》卷293，显德四年十一月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6年，第9573页。
[26]马端临：《文献通考》卷56《职官考十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1年，第1646页。
[27]徐松辑：《宋会要辑稿·方域》3之48，第7367页。
[28]徐梦莘：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卷29，靖康元年正月十日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年，第218页。
[29]沈括：《梦溪笔谈》卷9《人事一》，长沙：岳麓书社，2002年，第70页。
[30]《宋史》卷149《舆服志一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7年，第3497页。
[31]李焘：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465，元祐六年闰八月丁卯，第11108—11109页。
[32]孔文仲、孔武仲、孔平仲：《清江三孔集》，孔武仲《尉氏道中》，济南：齐鲁书社，2002年，第112页。
[33]徐松辑：《宋会要辑稿·食货》42之9，第5566页。
[34]徐松辑：《宋会要辑稿·礼》62之86，第1737页。
[35]王明清：《投辖录·驼坊使臣》，上海：上海书店，1990年，第23页。
[36]《宋史》卷172《职官志十二》，第4145页。
[37]苏辙：《栾城集》卷42《五乞立差马及駞日限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年，第942页。
[38]刘道醇：《宋朝名画评》卷2《冯清》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，第812册，第467页。
[39]《宋史》卷254《薛怀让传》，第8889页。
[40]徐松辑：《宋会要辑稿·帝系》8之11，第168页。
[41]徐松辑：《宋会要辑稿·职官》27之35，第2954页。
[42]马端临：《文献通考》卷14《征榷考一》，第402页。
[43]《宋史》卷1《太祖纪一》，第10、13页。
[44]《宋史》卷480《吴越钱氏世家》，第13898页。
[45]梅尧臣著，朱东润校注：《梅尧臣集编年校注》卷22《得沙宛榅桲戏酬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639页。
[46]徐松辑：《宋会要辑稿·方域》3之48至49，第7367—7368页
[47]徐松辑：《宋会要辑稿·方域》3之49，第7368页
[48]吴曾：《能改斋漫录》卷15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4年，第448页。
[49]蔡絛：《铁围山丛谈》卷6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3年，第115页。
[50]河浚：《北宋东京上善门考——关于<清明上河图>中的城楼》，《史学月刊》1991年2期，第108－110页。周宝珠先生认为如果一定要与史实对应的话，该城楼“起码是加以艺术化的东角门子楼”。（周宝珠：《<清明上河图>与清明上河学》，开封：河南大学出版社，1997年，第76页）但在该书前所附的《宋东京汴河东西水门及桥梁图》中，汴河是从东水门出入开封的。